有哪些考古发现颠覆了人们以前的认知?

比起那些与帝王将相有关的,“颠覆历史大事件”的考古发现来,下面这些看似“不起眼”的考古发现,不但带来了新的历史认知,更足以让我们对中国古代的科技经济文化,有个全新的理解。

有哪些考古发现颠覆了人们以前的认知?


一、陕西汉中石门隧道(东汉)
古代交通条件落后,但凡王朝立国,都要卷起袖子修路,放在崇山峻岭的路段,往往都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。那能不能把坚硬的山体打开,开出平直且节省人力物力的隧道来?火药问世以前,这简直是个不可能的高难度。
但陕西汉中市北17公里,汉代连接川陕的交通要道“褒斜道”上的一个“小山洞”,却颠覆了这个传统认知——石门隧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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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门隧道,开凿于东汉永平四年(61),全长16.3米,宽4.2米,可以供两辆车马并排通行。别看只是这么一条“短途”,它却是在陡峭的七盘山山体上,直接打开这样一条隧道。令“褒斜道”的这一路段,整整缩短了50公里。更为奇迹的是,这个被打通了隧道的七盘山,整个山体由坚硬的山石构成,别看只是十六米长的隧道,要凭传统的开凿方式,一米也别想凿动。
以现代学者的研究公认,这条奇特的隧道,采取的是两千年前先进的“火烧水激”技术,即先用柴火加热石壁,然后泼浇冷水使山体炸裂,再进行跟进开凿。就凭这中国独家的硬核技术,打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于通车的穿山隧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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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比起今天常“圈粉”的“金缕玉衣”等汉代精美文物来,知名度比较低调的“石门隧道”,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:自东汉年间开凿成功后,这条十六米长的隧道,不但长期是连接川陕的黄金要道,更叫历代多少文人墨客乘兴疾书,汉魏时代多少名家诗人,都在“石门隧道”石壁上留下佳作,刻写在石门隧道上的“汉魏十三品”,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不朽珍品,今天依旧收尽中外名家的膝盖。
其实最值得铭记的,哪里只是石壁上的文人妙笔?更重要的,是这条曾经的黄金通道,撑起的强国记忆。
二、东汉广陵王玺金印(东汉)
1981年2月,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的几名村民,无意中在当地甘泉二号汉墓发掘后的土堆里,挖出一枚两厘米多高的“小东西”。南京博物馆鉴定后,结果惊了众人:这么一个先前被考古队差点当垃圾扔掉的玩意,竟是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:东汉广陵王玺金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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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广陵王玺金印,即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九子——广陵王刘荆的王玺金印。这座金印全身以黄金浇铸,仅重122克,高2.12厘米,做工无比精美。这也是至今为止发现的,中国境内唯一一枚汉代诸侯王印玺,考古价值十分重大。
但其更重要的价值,却是终止了“老邻居”日本国内,一场持续近两百年的争论:日本的国宝“汉委奴国王金印”,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?
以《后汉书》的记载,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,位于今日本列岛上的“倭奴国”曾“奉贡朝贺”,然后汉光武帝刘秀就“赐以印绶”,即把这枚“汉委奴国王金印”赐给了“倭奴国”。但这件中日关系史上的大事,在日本国内却不见任何文献记载,直到1784年,一名农民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刨地时,无意中把这价值连城的“金印”刨了出来。
但接着一个世纪后,即19世纪末,关于这枚“金印”,却在日本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。当时的日本,经过近代的维新图强,迅速走向了强大,看待中国的态度,也从昔日的“仰视”变“俯视”,欺负中国都欺负成习惯了,怎么还肯承认这段“向中国朝贺”的历史?于是从近代开始,不停有日本各色“专家”振振有词,咬定说“汉委奴国王金印”是假印。
而这些“日本专家”最得意的依据是:你说这“金印”是真的,可从中国到日本,出土过第二枚没有?汉朝有没有这印,都还是两说,怎么可能“赐”给日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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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东汉广陵王玺金印的出土,却终于给了这类论调,一记结结实实的耳光:与“汉委奴国王金印”一样,“东汉广陵王玺金印”也是诞生于东汉光武帝在位时期,甚至诞生只差一年。两颗印无论制作还是形制,都是高度近似。1989年日本福冈亚太博览会上,经南京博物馆同意,两颗“金印”联袂登场,在全世界面前亮了个相,实锤的事实,叫所有的反对声从此哑然——“中国赐日本金印”这事儿,别管日本人记没记,都是实打实的真事儿!
以这个意义说,这确实是一枚给海外“文物兄弟”,乃至中日两千年关系,漂亮“正名”的“金印”。
三、安西榆林窟《锻冶图》(北宋)
北宋中叶,党项人李元昊创立的西夏强势崛起,在宋辽两大强国间扑腾拳脚,不但稳稳站住了脚跟,还叫宋仁宗年间的北宋,结结实实尝到了“陕西三大败”。这么一个人口有限且国土贫瘠的“西夏王朝”,为什么能如此强横?固有的观念里,都认为这个政权野蛮且经济文化生产落后,就靠骁勇善战立国。但一幅特殊壁画,却揭开了另一个真相——安西榆林窟《锻冶图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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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西榆林窟,是著名的“敦煌壁画”的重要组织部分,西夏时代也曾进行开凿绘画,这幅《锻冶图》正是反映西夏日常冶铁劳作的重要画卷。画作上两个铁匠持锤捶打铁砧,一个工匠推拉着双扇木箱。生动的一幕,也带给后人另一个重要信息:画面里的双扇木箱,可以通过互相推拉,让铁炉长久保持高温,整个劳作过程也十分先进。这意味着,看上去“落后”的西夏,却掌握着中世纪最“高精尖”的冶炼技术。
如此强大的冶铁工艺,也在西夏“老对手”宋朝的文献里得到了印证,常年与西夏打交道的北宋名臣田况就曾叹息:西夏军队的盔甲“坚滑光莹,非劲弩可入”。北宋文学家晁补之的诗里也形容,西夏士兵的刀剑“青萍拔鞘堂生风”,可见何等锋利。这是一个强刀坚甲武装到牙齿的强悍对手。
而同时期的北宋呢?就是在田况叹息西夏盔甲“坚滑”的庆历年间,北宋名臣贾昌朝就大骂宋军兵器“多脆状,造之不精”。另一大臣张方平更怒斥“精好堪用之器,十无一二”。也就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兵器,都是残次品。由于“冗官”“冗兵”等各种因素,号称“科技先进”的北宋,造兵器就是这么坑。
以这个意义说,“北宋打不过西夏”这事儿,哪里是“先进打不过落后”?一群拿着破铜烂铁的宋军,对阵坚甲精刀的西夏军,结果?闭眼就可想。
四、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(明代)
中国古代的贵金属里,黄铜曾是出名昂贵的奢侈品。东汉三国时期,中国的黄铜只能从中亚西亚国家进口。宋代时虽然摸索出了制法,但冶炼黄铜必须的材料——锌,却是十分难得。锌在中国被称为“倭铅”,由于其沸点只有907度,因此极难获得。而在明朝以前,最先掌握“蒸馏炼锌”技术的印度,才是世界上最强的“产锌大国”。
但到了明朝中后期,中国的“炼锌”技术却终于完美超车。《天工开物》里记载的“开炼倭铅”工艺,技术领先同时期的欧亚各国上百年。但这技术,究竟是停留在理论上,还是真做到了?长期以来也常有“海外专家”提出质疑。但一个全新遗址的发掘,却漂亮回击了这类质疑: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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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明代炼锌遗址群,分布在丰都至忠县的数十公里的台地山坡上,背靠着齐曜山丰富的燃煤资源,更有发达的水路运输条件。特别是其中的“忠县临江二队”遗址,占地面积一万五千平米,拥有完备的“堆煤坑”“炼锌炉”“蓄水坑”“拌泥坑”等“全套装备”,整个的生产布局与《天工开物》完全吻合。已发掘出的六个“冶炼厂”与十个“炼锌炉”,更见证了其空前强大的生产能力——锌,这个古代的“昂贵材料”,在这里可以规模生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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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凭着如此强大的产业规模,明朝中后期起,中国本土的黄铜产量大量增加,价格也急剧暴跌。这个曾经的奢侈贵金属,被广泛用于兵器制造、制钱、天文仪器制造等各个方面。硬核的“中国锌”技术,支撑着中国古代史上,那一段辉煌的时代。
或许这,才是这些考古发现,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回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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